此故事出自母亲在我幼时所述，仅以此纪念那些活在故事里的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彼时外公正在北京一所大学任职数学教授。母亲和舅舅在附属中学就读，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名叫贺萧的少年，是外公朋友的孩子。

    那之后连续的几天，家里不断地接到电话，外公深夜总坐在书桌前捏着眉头。

    差不多十多天过去，又传来我军与日军英勇抗战，决不让北平沦陷的消息。母亲微笑道“你外公当时开心地和个孩子似的”

    7月29日

    那晚家里气氛凝重。深夜时分，母亲躺在床上，一直未曾合眼，幼年的她心里觉得害怕，深究原因却又像雾一样捉摸不住，这才更觉恐惧。

    精神紧张的状态持续了半夜，模糊的睡意被街道上踏踏的声音吓走。母亲慌乱的坐起，微侧着脑袋细细地听。想从中辨别这是我军还是敌军。

    小心的推门声在夜晚静的怕人的屋内显得突兀。她转头发现是舅舅抱着枕头站在门外“姐姐，我怕那声音，听得人心慌。”

    后半夜母亲拢着舅舅，她看着弟弟，想强装出坚强的模样，但微颤的身体出卖了她。

    第二天才知道，那是我军连夜撤退时的响动。

    亡国的人，似乎不能称之为人了。

    新增的日语课，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日本宪兵，学校里新来的日本教师那副谦虚又带着轻蔑的嘴脸。母亲第一次发觉，平常生活的北京让她难过。

    原来一个国家，一座城，于敌人而言，只是被接手的东西而已，他们是拯救者。

    当外公决定随学校一起南迁时，家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沉默。不是不愿意，只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样和这千疮百孔的家园道别。

    坐上火车才知道，贺萧和他的父亲也和他们一道过去。舅舅当时年纪不大，一张圆脸带着婴儿肥，笑起来两颗杏眼弯起，看着像年画娃娃。这是母亲说的。

    他们兄妹俩长得像，互相对着瞧的时候总像是在看镜子，就等谁先憋不住笑。

    贺萧不同，一两岁的年纪差，俊秀的一张脸总没什么表情，寡言的性格和他父亲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舅舅总爱缠着他，嘴里叫着“贺萧哥哥”，眼里盛满笑意。

    春去秋来。

    当在云南整理好屋子家什这些杂七杂八后，母亲和舅舅都升高中了。虽说是高中，但当时许多帮他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或因为苦于温饱而休学出来工作的大学生。

    因为时间不定的空袭，跑警报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母亲和舅舅有时还会偷偷观察个人跑警报时的神态，发现有的教授闲庭信步如在自家后院，当作稀罕事和贺萧讲，连道佩服。

    时间伴着昆明四季如春的微风过得飞快，期间或房子搬迁，或小病小痛，至读大学也似乎不过眨眼之间。

    三个人都考上了，这是让母亲当年很高兴的事。后来她每每谈及这段时光，总是眼睫弯弯“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像闪着光一样。”

    贺萧喜欢化学，没事总泡在实验室。母亲不大爱去找他，唯有舅舅，跑来跑去，也不觉得远。当年稚嫩的脸也长成了清俊的少年模样，高而纤长的体态，唯一不变的还是喜欢笑着叫“贺萧哥哥”。

    贺萧骨架修长，肩膀宽阔，比舅舅高出半个多头来，看上去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母亲后来和我说，真是奇怪，明明看上去怎么样都不对劲，但她怎么偏偏就不去怀疑呢？

    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国内抗战打得如火如荼。母亲许多同学都上了前线或去当志愿者作美军翻译。

    那天母亲和一帮同学讨论了许久，心下已经做了决定，只等着和外公外婆说。外婆做饭时，她和舅舅照例在旁帮着择菜烧火。

    兄妹两不时的对看，心里大致都明白了对方所想，觉得有些难堪。父母已近不惑，特别是父亲，近几年身体总闹毛病，家里的家底都折腾得差不多了，每回工资发下来母亲都自己一个人暗坐着合计好久。现在兄妹一起远走，虽说是为了国家，可父母又怎么舍得下。

    再且说，这样的年岁，一次别离，下次见面，就又是大江南北，有时等不等得到这下一次都难讲。谁能保证不是永别呢。

    这顿饭吃得压抑，平常吃惯的清粥突然觉得难以下咽。母亲总觉得胸中梗着一口气。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切都很顺畅，外公对她和舅舅的理想表示理解，外婆虽说不舍，却也明白少年人于祖国的抱负和对欺压的愤恨。

    但母亲却落了泪，她事后偷偷把舅舅拉到一边。那张清丽的脸上满是泪水“我们俩都一起走了，爹和娘怎么办？你非走不可吗？”

    舅舅低着头，我想，他明白姐姐并不是阻止他，只是不愿爹娘两个人孤单，于国于家，感情上，谁能说得清孰轻孰重呢。

    “姐姐，我必须要走的，贺萧哥哥和我说好了，我们一起去从军，你别这样逼我。爹娘也明白我们，青年人，总是要为国家献出什么，不是吗？嘴上总说为了祖国可以随时丢弃性命，但比起艰苦环境下的顽强，不知前途却仍旧奔赴的抗战，长达几年十几年的科研，丢弃生命反而成了最轻易的事情。我知道你会去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也要去。就在明天，跟学校的车一起。”

    “他说的好坚定，我知道他有了信念和自己要去的地方，只是没想到，那一别，好多年都过去了。”母亲的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情绪，可能时过境迁，很多情绪都趋于平和了。

    舅舅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来母亲从外公外婆的来信里知道的。他和贺萧去岗位后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因为志愿者的原因，天天跟着部队走，地址总也定不下来，来信就渐渐地中断了。

    一年后再见面，贺萧入了国民党，他入了共产党。舅舅当时肯定兴奋的不行，这是母亲后来看信得出的结论。

    “他在后面写了一段不长的关于贺萧的细节，他西服的领带没打好，头发剪短了，军服衬得他很帅气，吃饭不像以前那么准时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他同贺萧的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是没往那方面想，只觉得亲得有些过分。”

    从那时开始，他们俩一直在一个机关里工作。舅舅定下来之后，信也来得多了，往往母亲和外公外婆那儿分开发，消息通得勤快。

    直到1947年，变故似乎来得措不及防却又早有铺垫。那是母亲接到舅舅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字迹潦草，只交代了自身所在，别的也没多说。信尾有句被涂黑的话，母亲只从混乱中辨认出了贺萧的名字，其余再也看不真切。

    母亲说她当时简直吓死了，她能感到舅舅的情绪不对，可天南海北，许多事情，哪里又能照顾的到。当时她刚和父亲认识不久，两人兴趣相投，在母亲痛苦的这段时间内，无处所说的苦闷也幸好有父亲的开解。

    “我挺幸福的。”她兀自点点头接着说道“你父亲很爱我，我也爱他。”

    后来再见面是在1954年，那时母亲怀着我，挺着个大肚子。和外婆一起回了北京，那时外公因为身体问题离世已有两三年。

    “这些你舅舅都不知道，要不是我托人打听，让他回家来一趟，那一面，都不知道怎么才见得着。他当时参加朝鲜战争回来，整个人干瘦干瘦的，就那双眼睛还是乌溜溜的转。他那时候已经是师长了，可我看着却还是和小孩一样，真的，怎么忽然就三十多岁了呢，当年分开还是小小一个，转眼就要步入不惑之年了。”

    “我以前看书，说时代的车轰轰的往前开。在看见你舅舅的那个瞬间，我才终于有了那种感受。太快了，过得太快了。”

    那天他们对坐着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眼睛互相盯着对方看，只是那种稚子的天真与单纯随着童年的远去离开了，剩下的只有化不开的苦。

    “贺萧去台湾了。”

    “我猜到了，他要是不去，这里也留他不下。”

    “我好想你，好想爹娘，我也好想贺萧。打仗的每一天我心里都在算着时间，有时候眼睛都不敢眯，太紧张了，怕没有道别就不会再见了。”舅舅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好像这么多年的思念要在这一天全部流露。

    “还记得小时候我给你念《红楼》吗？蛛丝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母亲哭着说出这句话，长久的分离使他们心力交瘁，那些无法下咽的痛怎么甘心这样吞下。

    那之后舅舅不再走了，分配给他的房子正好也在离家不远处，是一幢复式小别墅，那里我熟悉。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舅舅将后院打理得极好，无论四季，花香总飘散在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味里，那是我梦里的味道。

    后来父亲得到去美国的工作，连同舅舅与外婆，就都一起过去了。

    今年我已经六十多岁，比舅舅当年同母亲重逢的年纪还要大上许多。这两位我最爱的人，都在今年离开了我身边。那是温暖突然抽离而去的不适。

    我如今提笔写下这些，只是不想自己遗忘。现在倒回去一看才发现。当年母亲和舅舅人生的每一天，于他们而言都是平凡的一天，但生命的巨变，偏偏就这样无情的降临。

    “这天，岁月中平凡的一天。”